第7章 后记：时间开始了（第4 / 4页）

然而做起来却其实很难。因为所谓“二十四史”，基本上是“帝王家谱”。小人物的故事，上哪儿找去？事实上，本卷提到的那个“爱国贼”南蒯，便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。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，他根本就没资格树碑立传。能留下姓名已是万幸，哪里还能指望随处可见？

看来，也只能依靠直觉和灵感，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意识。有此意识，便总能在宏大叙事中发现漏网之鱼。

其实“爱国贼”南蒯这个人，是我在读杨宽先生《西周史》时发现的；而第二卷《国家》中古希腊那个“卖香肠的”，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《全球通史》时发现的。该书只是把《阿里斯托芬》这部讽刺喜剧的片段，作为链接附在正文旁边，我却认为大有文章可做。通过吉尔伯特·默雷的《古希腊文学史》，我查到了《骑士》公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4年，于是很快就在《史记·赵世家》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。那个莫名其妙被杀的倒霉鬼，虽然是“君之子”，却名不见经传，也是“小人物”呢

但，一个“卖香肠的”，一个“掉脑袋的”，搁在一起好玩极了。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，更是意味深长。

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，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。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，希腊人是“正常的儿童”，我们民族则是“早熟的儿童”。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，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。

这就说明，道德之德，即“有心之得”。而且，把“眼中所见”（得到）变成“心中所得”（道德）的，正是周人。事实上，何尊所谓“恭德裕天”，就是“以德配天”思想的体现。这种思想大量见于文献记载，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。“以德治国”为周人所独有独创，已是铁证如山。

不，“铜”证如山。

后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。道德的德，既然是跟“天”，跟“中国”联系在一起的，则“受天命而居中国，居中国者治天下”，岂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？后来，历代皇帝都自称“奉天承运”，北京天坛的占地面积远大于紫禁城，岂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续？[5]

周，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？

当然是。

这是下一卷要讲的。

灵光现，百事通。其他，比如商礼为仪，周礼为制，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，天授是伦理性的，以及姬周株式会社等，已无须赘述。反正，中华文明的基石奠定了，时间也开始了。[6]

逻辑成立，证据确凿，剩下的是细节。

6.细节

细节很重要。

重要是不言而喻的。这不仅因为细节决定成败，也因为本中华史追求的叙事方式，是希望能像纪录片《我们的故事：美国》一样，做到“大历史，小人物”，有宏大格局又非宏大叙事。只有这样，历史才会是生动鲜活、贴近人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