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章 根本所在（第2 / 7页）

的确，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。从《诗·小雅·小旻》的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，到孟子的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，再到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国歌，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。

这是对的。历史的经验证明，任何一个政权，忧患则生，安乐则死。个人也一样。所以，士大夫固然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（范仲淹），诗人们也得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（辛弃疾），因为“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”（曹操）。甚至就连妓女丫环、贩夫走卒、引车卖浆之流，据说也懂得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道理，从而忧国忧民。

但，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。我们相信“天遂人愿”，相信“善恶有报”，相信“事在人为”，相信“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”，即便有了坏事也“焉知非福”。因此，我们“不改其乐”，哪怕“苦中取乐”，也总归“乐在其中”。

既忧患又乐观，就有礼有乐。礼就是理，讲伦理，讲秩序，体现忧患；乐就是乐，讲快乐，讲和谐，造就乐观。礼和乐，是两个基本点，也是两只翅膀。

那么，希腊的翅膀是什么？

结果是什么呢？是他们的文明连同他们的帝国一并灭亡，而且不再复活，尽管亚述堪称人类历史上的“第一帝国”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《两汉两罗马》）。

跟亚述一样上了“文明毁灭黑名单”的，还有埃及、巴比伦、哈拉巴、克里特、奥尔梅克、赫梯、波斯、玛雅等等，不下二三十种。历史的进程确实残酷。

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，起死回生的则是希腊—罗马文明。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虽然不复存在，却“人虽亡而政不息”，反倒波澜壮阔地发展为西方文明。与此同时，伊斯兰文明后发制人，勃然崛起，席卷全球。不难预测，未来世界恐怕将只能是西方文明、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。

问题是，何以如此？

这是一个“斯芬克斯之谜”。

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。

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，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。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，他们是“为思想而思想，为科学而科学”。所以，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，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。有科学这双翅膀，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、美索不达米亚妈妈，成为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。

然而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。正如马克思所说，他们是“正常的儿童”，也是人类童年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，因此能“为艺术而艺术，为审美而审美”。这种纯粹，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，也毫无负罪感，更不会道貌岸然。只要干得漂亮，不管是谈天说地，还是寻欢作乐，都会得到满堂喝彩，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，也包括敌人。[4]

由此可见，科学和艺术，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，也是统一的。它们统一于单纯，统一于天然，统一于率真。事实上，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。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分别叫做“酒神精神”（狄俄尼索斯精神）和“日神精神”（阿波罗精神），前者体现于音乐，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，尤其是雕塑。

希腊精神是互补的。

斯芬克斯之谜

斯芬克斯，是希腊人对狮身人面像的称呼。不过，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却有两只翅膀。这就比古埃及那个长着石灰石脑袋的家伙显得轻盈娟秀，也就能超越时空从雅典飞到费城。

翅膀是重要的。

是啊，没有翅膀就不能飞向远方。但怎样飞翔，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。[3]

中华的翅膀，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。